人工智能时代，初创公司能否蓬勃发展？

全球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正因人工智能（AI）的崛起而悄然转型。AI的优势逐渐向大公司倾斜，这要求初创公司将重心从“颠覆”转向“转型”。尽管数据和计算资源的获取对初创公司而言是巨大的挑战，AI时代仍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创新机会，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AI驱动服务。

过去30年里，硅谷经历了一个非凡的黄金时代。美国创业者们率先探索了颠覆性数字业务，一个接一个地撼动了传统经济领域。那些成功的初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造就了无数财富与新一代的商业巨头。

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新兴力量正在逐渐削弱初创公司曾扮演的传统角色。全球化的退潮、地缘政治的回归、数字化的完成，以及AI的兴起，将天平重新向那些已稳固的玩家倾斜。如今的AI由微软、谷歌、Meta和英伟达等巨头主导。这并不意味着初创公司就无路可走，而是它们及其投资者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过去的目标是颠覆，而现在必须是转型。

在以互联网创新为驱动力的初期——也就是“互联网泡沫”期间，企业的标志性创新在于将服务（主要是购物）搬到线上。尽管第一轮互联网热潮最终破裂，但由此建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拓展，为创业者们开启了数字优先的商业模式：新的银行、保险公司、旅行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商纷纷涌现。与此同时，其他创新者也在致力于帮助传统企业保持竞争力，例如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初创公司Snowflake和Datadog。

当初创公司真正颠覆一个行业时，往往是因为它们同时掌握了软件优势和商业模式优势。像Airbnb（General Catalyst的投资组合公司）、Uber和DoorDash这样的公司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提供了全新的数字界面，更因为它们彻底改变了人们使用现实服务的方式。然而，其他行业则几乎未受到影响。过去的30年里，创新并未动摇摩根大通或State Farm这样的巨头根基。事实上，在数字时代，许多传统公司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几乎无视硅谷的“颠覆”风潮。然而，颠覆性的初创公司仍足够多，带动了风投的惊人回报。

推动这一时代的，不只是美国的创新精神，更是全球性的大趋势。2000年代中期，全球迎来了真正的数字消费者，“其他地区的崛起”带来了日益壮大的全球中产阶级。Facebook和智能手机的全球化正印证了这一现象。当时，全球化达到了顶峰，关税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借助其加入WTO的契机，成为了“世界工厂”。身处这一时代的创业者形成了一种超越历史、跨越地理界限的思维模式——依靠遍布全球的供应链、普及的互联网和经济实惠的云计算，创业者可以在各个国家的各个行业中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化服务。

风险投资人也锁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只要公司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就快速扩张市场份额，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者。因此，“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口号主导了过去20年，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涉及的行业从社交媒体拓展到医疗健康等传统行业。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初创公司受益甚多。尽管金融危机初期的冲击波及各行各业，后续的美联储宽松政策却为创业公司开辟了一片天地。货币供应增加催生了新的廉价资本时代，从2010年到2014年，风投行业募资总额翻了两倍。类似地，新冠疫情也为初创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日常生活的更多部分被搬到线上，投资者更是利用政府刺激计划大肆押注新项目，巨额资金将股价推高，资本市场充裕程度显著提高。

但疫情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唤醒了长期潜伏的反全球化情绪。到2020年，关税壁垒重新流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家间的贸易协议签订数量比20年前减少了60%。疫情揭露了全球化中的潜在风险：没有能力自行生产疫苗或口罩的国家，只能站在他国后面“排队”。随后，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更加剧了各国对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关注。中美关系的紧张，更让“经济脱钩”的前景逐渐浮现。

这些地缘政治逆风对初创公司打击尤甚，而老牌公司则相对少受影响。随着各国政府为保障供应链安全，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稳健的龙头企业。例如，从《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最受益的公司是那些长期稳定的供应商，而非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这项法案提供了527亿美元的半导体研发和生产补贴，而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那些能提供供应保障的老牌公司：台积电、三星、美光科技和英特尔。

地缘政治的分裂也让政府政策重新变得至关重要。在过去的时代，公司往往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中发展。例如，Uber几乎无视出租车行业的现行法规，寄希望于自己的服务会流行到法律“跟上步伐”，事实证明它成功了。然而，近年来，各国新的贸易限制、国内补贴和隐私法规层出不穷，企业必须要么合规，要么试图推动法规变更。而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是那些大公司。去年，亚马逊和Meta在美国的游说花费各自接近2000万美元，远超任何初创公司所能负担的规模。

对于数字初创公司而言，情况更为不利，因为市场几乎已趋于饱和。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已经是数字消费者。到现在，大多数企业几乎完全完成了业务流程的数字化，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之后。例如，90%以上的公司已经采用了云计算。

AI如何彻底改变初创公司的特性

就在这一技术趋势趋于成熟之际，一个新的、更具颠覆性的趋势到来：人工智能的崛起。自互联网诞生以来，首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全球各行各业的每位CEO都在同步思考如何采用这项新技术。这一次，企业的雄心与期望比以往更高。AI不仅可以将现有流程从一个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自我学习。

这种关键差异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不再是一次性的“跃迁”，而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坡度变化”。从本质上讲，AI是一种能够改变劳动力结构的技术，它将通过创造一个“平行劳动力池”来解放人类的生产力，承担大量人类不愿从事的工作。AI将成为经济丰裕的源泉，通过增加护理、辅导、维护等工作的劳动力供给，推动整个经济的“通缩”效应。

AI带来的机会远超科技行业曾经历的一切。然而，这也要求硅谷的初创公司转变思维，不再追求颠覆和推翻既有企业，而是转而寻求变革它们。原因在于，初创公司在应对这一新技术方面存在多重劣势。有效利用AI需要两项核心资源：大量的数据和昂贵的计算能力。大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具备显著优势：它们拥有构建模型所需的数据，支付计算能力的资金，以及立刻将这些昂贵技术转化为利润的客户关系。

以代码生成为例，这是所有软件工程的核心任务。首家在AI代码生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并非某个小型初创企业，而是市值3万亿美元、拥有49年历史的微软。其推出的GitHub Copilot是目前最受欢迎的AI代码补全工具，现已拥有超过180万付费用户。

尽管如此，目前尚无证据表明AI竞赛会演变为“赢者通吃”的局面，小型初创公司仍有机会争夺市场份额。事实上，许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正瞄准代码生成领域。然而，在技术质量、数据数量和资源方面，要赶超大公司仍面临重重困难。

话虽如此，市场对创新的需求前所未有地高涨，这意味着初创公司仍有巨大的价值可以挖掘。它们的新机会在于亲自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其他公司赋能。多年来，硅谷一直致力于将软件的效率提升引入各行各业——例如，开发点餐平台为餐厅服务搭建数字界面。然而，在AI时代，软件不再只是服务的中介，而是服务本身。

以客户服务中心为例。在旧模式下，初创公司只是为大公司的呼叫中心员工提供使用软件的工具；而在AI的支持下，呼叫中心的初创公司本身就是服务提供者，即客户在与之交流的聊天机器人。这对软件初创公司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它们通常依赖较少的资产运营，并享有高达80%的利润率，而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则远低得多。

不过，AI会有助于缩小利润率差距，而对于能够成功转型的初创公司来说，其潜在市场规模实际上是当前的数倍之多，因为它们可以把握整个价值链，同时仍保持技术公司的核心属性。尽管科技行业在美国话语体系中备受关注，但它的GDP占比仅为10%左右。如果科技创业者能够抓住这一新机遇，不仅仅是优化工作流程，而是直接提供服务，那么这个比例可能会显著提高。

美国创业者要如何把握新的创业优势？初创公司若想获得现有企业的数据、专业知识和客户资源，就必须加强与它们的紧密合作。此外，初创公司需要重新理解“服务”这一概念，即便这些服务是数字化的或由智能体执行。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打造新的定价模式、提供客户支持，并为终端用户设计产品，而不仅仅是为作为中介的企业提供工具。

最重要的是，创业者要将“负责任的创新”理念深植于公司文化，时刻思考其技术对被变革行业从业者的影响。如果AI接管了某人25%的工作量，那么这些多出的时间应如何重新分配？以医疗行业为例，护士可以利用这些时间从被动护理转向主动护理，从而可能降低未来的患者发病率。然而，这种转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愿意投入战略性决策。短期内，裁员总会是种诱惑，但若屈服于此，长期来看将得不偿失。最终的赢家会是那些将员工重新部署到更高价值岗位的公司。

尽管面临新挑战，初创公司依然具备大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吸引敢于冒险的人才，反应迅速，不断创新，并且能够灵活应变。无论遇到怎样的阻力，这些特点都将帮助初创公司从上一波创新浪潮平稳过渡到下一个时代。